“清代名将 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；读破万卷，神交古人。”这是清朝著名将领20岁时作的一首自勉联，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（1812-1885年），字季高，湖南湘阴县东方左家塅（今湘阴县金龙乡）人。出生书香门第，其祖父是国子监生，父亲是秀才。3岁开始随祖父、父亲学习儒家经传，第一次应童子试便获得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，但因母亲病重需要照料，未能参加“院试”；不久，其父病逝，家境穷困艰难。19岁到城南书院读书，受教于名儒贺熙龄，由于买不起昂贵的书籍，他经常到贺家去借书。贺家藏书很多，见他聪明好学，十分乐意将书借给他阅读。每次来借书，贺老必“亲自梯楼取书，数数登降，不以为烦”，还经常同他讨论问题。1832年时，20岁的参加本省乡试，与哥哥同榜中举，这是他在科举道路上获得的唯一一次功名。此时的年轻气盛，自负不凡，极想由此一举登上仕途，先后三次到北京参加会试，均遭失败，于是绝意弃词章，将精力集中到经世致用方面。因为外患日深，加之受不少士大夫的影响，他悉心钻研地学，尤其是西北、西域的史地著作，加深了他对社稷安危的关切和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，形成了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。
1837年（道光十七年），担任醴陵渌江学院主讲。这年，两江总督陶澍回湖南安化，路过醴陵，看了他代知县写的赠陶澍的对联，联中巧妙地嵌入了道光帝钦赐“印心石屋”予陶澍之事，称赞不已，约他长谈到深夜，后又主动提出与他结为儿女亲家。这对来说，应该是攀高亲，求富贵的大好机会，但他婉言谢绝了，其人品、才学更令陶澍器重。此后，两人来往不断。1893年（道光十九年），陶澍病殁后，受贺熙龄的重托，来到陶家担负起教育陶子的责任。在陶家的8年教书生涯中，课读之暇，博观纵览，并从陶澍的往来书信中，知道了林则徐，在林则徐等人爱国思想影响下，他更注意观察社会，重视时务，努力寻找挽救清王朝衰败的途径。
1860年（咸丰十年），奉诏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。他招募了5000人，组成“楚军”，这是左系湘军的起点，也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。过来，他虽然倍受重用，名声不小，然而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师爷而已，而这一来，他真正成为一员拥兵带队，手握实权的将领。此后，正是凭这一资本，他的权力越来越大，以至与曾国藩等并驾齐驱，成为同治年间的“中兴名臣”。
经略新疆，是一生重头戏中的重头戏。同治年间，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清政府无暇外顾之机，侵占新疆。沙俄趁火打劫，于1871年（同治十年）侵占伊犁，并向准噶尔盆地渗透。当时，东南沿海防务十分紧张，李鸿章等主张放弃新疆，全力加强海防，但也有一些“塞防论”者起而反对，于是一场“塞防”与“海防”之争就此掀起，清廷举棋不定，“密询”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，慷慨陈词，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，坚决主张打击沙俄气焰：“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，自撤藩篱，则我退寸，而寇进尺”。认为：“东则海防，西则塞防，两者并重，不可偏废”。他的见解、胆识和魄力，得到了清廷的肯赏。1875年（光绪元年），清廷遂命为饮差大臣，督办新疆军务，出兵平叛。次年3月，他统率清军三路进疆。采取先北路而后南路，即首先拿下乌鲁木齐，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，然后挥师南下，直捣阿古柏的老巢，收复整个南疆的作战方针，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，仅半年时间即平复北疆大部。1877年（光绪三年），乘胜进军南疆，经达坂城、托克逊、吐鲁番三次激战，彻底击败了阿古柏。次年又光复和田，处决金相印，至此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疆领土。对赖在伊犁不走的沙俄，不顾七旬高龄，移营哈密，准备武力收复，却因腐朽的清政府将他调离新疆而未能如愿。在新疆3年，他率军共收复失地160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8个湖南省的面积，是我国历史上收复失地最多的将领。新疆建省，是长期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。他多次向清廷陈述建省的重要性，并提出了建省的具体方案。1884年（光绪十年），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，开创了新疆建设的新时代，进一步密切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。在疆期间，他还十分重视屯田开荒，推广蚕桑事业，便利交通，发展地方经济。“左公柳”就是他在新疆留下的又一段佳话。当年，左率军西进时，针对沿途荒凉，风沙浸地的状况，规定部队在路旁种植柳榆，在由潼关到嘉峪关3700里的路线上，形成了马路宽4-8丈，驴马车对驶，柳榆三四排的盛况，他既注重修路植树，也注重严格管理。他在平定入侵新疆的阿古柏之后回到酒泉，见街道两旁的树林都没有皮，行将枯死，十分气恼，决心查明究竟。一天，他微服简从出巡街头，见一些乡民把毛驴拴在街道树上，任驴子啃树皮，便解绳拴驴到鼓楼，击鼓聚众，当众将毛驴宰杀，弃之街头，宣布：“今后若再有人拴驴于街树啃食树皮者，驴和驴主身同此驴。”
是洋务运动的著名首领，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设备、人才，振兴民族工业，加强国防。在闽浙总督任上，他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。镇压太平天国后，开始筹办福州船政局。1866年5月（同治五年），他奏请朝廷批准，任命法国人日意格为福州船政局正监督，法国人德克碑为副监督，一切事务，均责成该两员承办，并制定了一个“五年计划”。正当雄心勃勃地实施“五年计划”时，清廷调他任陕甘总督，他身虽西行，心犹东注，遥控着船政局。至1874年（同治十三年），船政局共建有工厂16座，船台3座，船槽1座，成为洋务派兴办的最大的船舶制造厂，并为中国建立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打下了基础。此外，他还在1880年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，利用西北盛产的羊毛与外国输入的毛织物竞争，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。
1885年（光绪十一年）9月5日，病逝于福州，终年73岁，赠太傅，谥文襄。有《左文襄公全集》134卷流传于世。今距湘阴县城南30公里的左家塅尚存左太傅祠，在城关八甲亦有左文襄公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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