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青年网北京8月11日电（记者 王龙龙 实习记者 李华锡）“去年支教的场景、孩子们的面孔还历历在目，没想到马上又要出发了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！不知道孩子们现在都还好吗？”8月7日，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学生康清收拾着自己的行李，不由得发出感慨，看着手机，翻阅着去年的支教照片，每一个画面都紧紧锁住她的眉头。今年，是康清第二次参加“三下乡”支教活动，而她所在的团队“山中花儿”助学团已经开展支教十年了。 

　　2013年世界志愿者日与2014年五四青年节前夕，习近平总书记分别给华中农业大学“本禹志愿服务队”、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，勉励青年人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，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。支教，已经成为党中央和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事情。 

　　2016年暑期来到，又一年“三下乡”的号角已经吹响，数万支支教团队、数十万大学生又将奔赴山区农村，开展支教活动。康清只是其中的一员，“山中花儿”助学团只是其中的一支。从2006年至今，“山中花儿”助学团共有600余名成员赴农村小学开展支教服务，十年间，连续支教时长达3000余小时，共有2000余名孩子受益。 

　　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那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，那些支教老师已经走向工作岗位，而那些团队指导老师或许还在坚守、或许已经退休。十年过去了，他们或许久未曾见，或曾在梦里数度萦回，道一句“你还好吗？”让那份曾经的记忆和感情重新燃起。 

2015年暑期，李盈希（前排右一）和她支教的孩子们。本人供图 

　　“山中花儿”的十年之约 

　　2015年暑假前夕，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“山中花儿”助学团的办公室里，志愿者正忙着准备暑期支教用品，一个女孩推开了办公室的门，她的名字叫李盈希。 

　　不久前，李盈希看到网络上“山中花儿”招募支教老师的公告，又唤醒了她十年前的那个梦。 

　　原来，十年前，“山中花儿”助学团第一次来到李盈希的家乡吞盘乡中心小学，他们一边在学校给山区的“花儿”上安全教育、经典诵读、绘画等特色课程，拓展孩子们的视野；一边到留守儿童家中做家访调查，联系一对一帮扶的爱心人士，募集“花蕾计划”助学善款。如今，“山中花儿”助学团越来越壮大，当年的“花儿”李盈希也走出了大山，考上了南京一所大学，成为了一名大学生。 

　　“小时候助学团的老师们对我的鼓励非常重要，我现在还珍藏着当时支教队的照片和信件，可以准确说出他们的名字，那是我童年的礼物和美好回忆。”经过反复思考，2015年暑假，李盈希放弃了去广东看望打工的父母的机会，报名参加支教团，成为一名“山中花儿”志愿者。 

　　在家乡走访期间，李盈希和队员们挨家挨户介绍自己，说明自己的来意，一开始胆怯别扭，后来就慢慢地勇敢自然。“多一次走访，我对自己家乡又多了一分了解，以前从未知道自己身边，竟然有那么多不幸的事，那些不幸似乎相似，也似乎各有不同。” 

　　短短十天的支教，李盈希看到了太多的十年前的自己。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名叫红日（化名）的孩子。 

　　红日的家在四面环山、不通公路的山脚下，房子是一个已经有30年历史的小木屋，屋顶漏雨，四面透风，家中只有一些简单的木制家具，最亮眼的要数那一面贴满奖状的破旧墙壁。 

　　“虽然家徒四壁，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到学校，但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坚强与自信，这也是让我决定坚持支教的原因之一。”虽然父母离异，但在爷爷、奶奶和父亲的关心下，小红日性格乐观开朗、乖巧懂事。这让李盈希倍加感动，也让她觉得，继续支教改变孩子们的现状是如此的重要。 

　　“今年暑假我会继续去支教，即使短暂的支教并不能改变孩子们的现状。如果日后他们在与别人起争执，想要恶语伤人时，能够想起支教老师教他们的与人为善，咽下那句伤人的话，我想这也达到了支教的目的。”李盈希说。 

　　如今，李盈希又踏上回乡支教的路程，她想念去年的“山中花儿”，想念他们跑到村口迎接的样子，就像十年前自己在村口等待支教老师们一样。“十年了，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并不多，但是因为支教老师，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来，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跟我一样，带着曾经的自己走出这片大山。” 

　　十年了，李盈希是千万个从大山中走出来的“花儿”之一，而那些曾经播撒关爱的支教老师们已从校园走向社会，成为教师、工程师、企业家……陈天嵩就是他们中的一员。

2006年暑期，陈天嵩（前排左四）与阳光孤儿院的孩子们在一起。本人供图 

　　从支教老师到为人师表 

　　2006年暑假，对于陈天嵩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假期，刚保送研究生便收到了一个通知，他要作为湖南师范大学第五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，到常德市武陵区丹洲乡夹街村阳光孤儿院支教一年。怀着忐忑的心情，他踏上了长沙到常德的旅程。 

　　一到目的地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。“没想到孤儿院的条件这么好，宿舍有空调，教室有电视，一日三餐非常丰富，让我瞬间找到了信心。”然而，当陈天嵩进一步了解孤儿院情况时，孩子们的故事和孤僻震撼了他。 

　　“很多孩子从小没有父母，性格内向胆怯，要他们接受我这个新老师，可能需要很长时间。”于是，陈天嵩用一天时间记住所有孩子的名字，每天晚上都会给孩子们讲睡前小故事。“慢慢地，孩子们的眼神不再躲闪，跟我亲近起来。” 

　　一转眼就到了春节，当陈天嵩准备好行李回家的时候，几个孩子在门前拦住了他。“陈老师，你会和我们一起过年吗？”孩子们的一句话让他陷入了沉思，那一刻，他的心彻底柔软了。“我想着我的父母家人，但是在这些孩子的心里，我就是他们的家人。所以那一年我没有回家，而是留在了孤儿院，和孩子们一起过春节。” 

　　在陈天嵩的记忆里，有一名叫洋洋（化名）的孩子，上六年级，可是因为调皮经常被批评。放学后，陈天嵩把洋洋留下来，与他谈心，恰巧洋洋的奶奶来看他，“当我对洋洋说奶奶如何不容易，不好好读书对不起奶奶的时候，身后的奶奶当时就哭了，甚至要给我跪下。”原来，奶奶因为文化水平有限，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，洋洋就像一匹放养的野马，没有人关心他的内心世界，陈天嵩对洋洋的教育重新燃起了奶奶对洋洋的希望。 

　　“这里的孩子太需要爱了。”那一刻，陈天嵩终于明白了支教的意义，“我的支教不仅仅是为了给孩子们带来一些温暖，更重要的是能够给他们背后支离破碎的家庭带来一点希望，我要尽自己的努力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” 

　　研究生毕业后，陈天嵩选择了留校任教，而他的支教日子也被拉长了。每年暑期“三下乡”之前，他都会给同学们分享他在孤儿院与孩子们之间发生的支教故事，鼓励更多大学生参与支教。每年，他还会到孤儿院看望孩子们。 

　　十年过去了，曾经的支教大学生已长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师，而看着这群支教大学生成长的指导老师们，依然还在支教的路上，无论是正在执教或已退休，他们坚守初心，让爱继续播撒，傅瑛便是其中的一员。 

2004年，薪火义务支教社成立时的傅瑛（左五）。本人供图

　　薪火妈妈:“我希望薪火能够寿终正寝” 

　　“支教十年了，我希望薪火能够寿终正寝，如果薪火的支教是淮北农村贫困教育的终点，这样我们成立这个社团的初衷也就达到了。”2014年7月12日，在淮北师范大学“暑期阳光行动”启动仪式上，当所有老师都沉浸在高兴和喜悦当中时，一名教授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对支教的思考，让整个会场瞬间沉寂下来。 

　　这位教授名叫傅瑛，知道她名字的人不多，更多的人喜欢叫她“薪火妈妈”。 

　　十年前，在傅瑛和其他教师的努力下，淮北师范大学薪火义务支教社成立了。成立之初，经费问题一直苦恼着她。较早的经费都是由支教社的几名指导老师和学生们自掏腰包，“可教师的精力毕竟有限，我们都明白，只有让更多的教师知道薪火，才能让更多的人帮助薪火。”傅瑛说。 

　　于是，傅瑛便通过借助媒体宣传，让更多的老师、学生和社会人士参与其中。为了开辟更多的支教点，她还亲自和当地的教育局领导到农村小学调研。 

　　设备简陋，环境脏乱，坐在教室里通过墙上的裂缝都能看到外面，墙壁只能用木棍撑着……如此的景象，让她和教育局的领导目瞪口呆。“教育局领导立即答应要解决此事，不久后，校舍和教学设备问题都解决了。”那一年，傅瑛已经接近退休，但她一直为支教忙碌着。 

　　在为公益奔波忙碌的同时，傅瑛开始对支教有更深入的思考。“现在很多老师要求高，不愿意去边远山区工作，农村教育这个大缺口一直填不上。本想通过支教能够带动农村教育发展，可没想到支教一旦开始了，就结束不了。” 

　　“我希望薪火能够寿终正寝。”傅瑛认为，支教只是临时的，只有教学水平、师资力量能够跟上来，农村教育问题才能得到解决，那么薪火义务支教社也就应该画上句号了。 

　　2013年，傅瑛退休了。在薪火支教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经常到她家里去，看望这位“薪火妈妈”。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公益，思考如何让薪火换一种形式存在。 

　　“我希望薪火人的热情长存，但我也希望淮北地区的学校很快不再需要薪火支教，这样它就能用另外一种方式存在了。”2016年暑期“薪火阳光行动”又要出发了，启动仪式上，傅瑛说出了自己的思考，会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。 

　　十年了，傅瑛没有忘记支教的初衷，依然为支教奔走相告，唯一能够见证的，就是她那从乌黑到花白的头发，以及满脸的皱纹。 

　　有人曾说，爱的伟大之处在于越分享越富有，而梦的不凡之处则在于越坚持越美丽。十年支教，对于所有的支教团来说都是一场美丽的梦，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是一次心灵的蜕变。 

　　无论是支教老师，还是被支教的孩子，亦或是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指导老师，他们用最美好的时间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任何时候，回想起来都是一段美好的记忆。最后，笔者不禁再问一句，“十年了，你还好吗？”